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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命运及预测的态度

　　持明居士说: "裨由知命而达命, 由达命而造命, 由造命进而再解脱生死轮回,不再拘泥于命理, 五行, 而能回向上乘." 又说:"命理精深缜(zhen)密, 推算繁难,昔孔子罕言命, 子贡叹天道不可得而闻, 岂无故哉. 知命最难, 造命实易, 但尽人事, 莫问天道. 先哲有云: 命能使人穷, 但不能使穷者不奋其志; 能使人贱,但不能使贱者不砥其行; 能使人富, 但不能使之贷之以修德; 能使人贵, 但不能使其勉之以慎操, 岂非人不听于命之隆污, 而命实受损于人.夫闻道者, 不为命之所囿(you), 而能造乎命者也, 且能断己命源之根本以出没于命所不及之处. 人天三界, 随意寄托, 而得到真正的自由, 若规规然以听天任命为宗, 也将终于随业流转而已, 莫之所出, 徒乎奈何!"
　 在当代, 科学预测和决策已成为未来学的一部分; 面向未来也日益成为现代人的一项基本要求. 人类在超越自身的局限方面正遇到新的挑战, 超前意识不断增强, 置身现代生活节奏中的人能否及时把握外界系统的变化, 正确判断未来趋势, 并作出相应决策和恰当反馈, 直接关系到事业的成败乃至个人的前途. 预测已经不再是原始意义上的对未来的预知, 而是未来学的一个课题. 它涉及多种边缘学科, 包括自然科学, 人文科学, 也涉及人体科学, 如人体的超感官知觉的研究和开发. 因此, 当代预测学是一个诱人的研究领域, 人们有理由对科学预测学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第二篇迷信”与“科学” “迷信”和“科学”都只是一种评价。在现代语汇中，与“迷信”最对立的是“科学”。 二者在某些意义上是指一种“事实”，但在更多的场合中，是作为一种评价。而评价往往借助于形态各异的权力。
　　 人们常在评价的意义上使用科学一词，现代人类常将强盛的西方物质文化与科学、技术 (科学的物化形态)联系在一起。于是，科学便成了最高价值的评价词。当人们意欲标榜某事某物有很高价值、值得高度尊重时，便会冠以“科学”的定义。或说是已经“科学证明”了的。
　　 近世一些学人，虽志在弘扬儒家思想的精华，但却把唐、五代以后的阴阳五行当作糟粕加以摒弃。他们把阴阳五行统摄的诸象，如天文、五行、形法(风水、相术)、算命、医术、望气、风角等等方技术数称作“迷信”。这显然是从西方文化所由生的体验世界，观看古代中国的文化表象所作出的一种评价。
　　 综观中国近代史，是一部或用中国传统方式抵抗、排斥西方文化，或有选择地利用西方文化，或心甘情愿地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等若干种态度互为消长的历史。自西方文化以圣水、鸦片、炮舰打开中国的大门后，人们便开始以各个视角对两种文化进行比较，最终得出的普遍结论是：他们“先进”我们“落后”。

　　我们的文化只能类比于他们文化史中过去的某个阶段；西方文化表层形态的变换，便成了人类文化发展的唯一道路、唯一模式。他们有我们没有的器用，如“民主”制度、政治经济体制、管理方法、科技、工业、教育等等，既是我们落后的证件，也是使我们先进的必备条件。我们有而他们没有的东西，便成了我们落后的原因，成了阻碍我们先进的抑制因素、历史包袱。

　　于是，一场扫除“传统”，追求西方“真理”的文化运动开始了，人们希望从“工业救国”、“科技救国”、“教育救国”中以求顺应“世界潮流”、“救国保种”。在破坏旧秩序的过程中，阴阳五行变成了首当其冲的对象。尽管某种意义上只是表层形态?-对诸象的破坏。 最富戏剧性的例子，是对中国古代方术之一医学评价的变迁。在新文化运动时代，中医曾与各种方术一样归诸迷信之列。阴阳五行是迷信的大本营。结论是“吾擎死生关系之医药，皆此种观念之产物”。

　　在这种评价的支配下，中医药曾遭到被取缔的厄运。 但后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这种状况有了根本的改变，“迷信”一跃而为“科学”。 中医药作为一种事实，其本身并无丝毫改变，所改变者，只是对它的评价。在这里，迷信或科学只是一种评价。方技术数是古代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形态之一。唐、五代以后广泛流行的一种术数算命术，以较其“前辈”更为精密的推算程序，赢得了一千多年来上至君主、下至庶民的诚心笃信。近几十年来却把它称作迷信。之所以说是一种评价，因为中医药与算命术出自同一体系，具有同样色彩，已被我们称作科学。所以，“迷信”是带偏见的评价。 “迷信”和“科学”都只是一种信仰。

　　对“迷信”，通常的定义是：“缺乏理性实质的信仰、准信仰或习俗”。因而它首先是一种信仰，其次是“缺乏理性实质”的。然而，现代语汇中与“迷信”截然对立的“科 学”，正是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之上，这便是对“公理”的信仰（《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 亚里斯多德认为，公理是不可论证的第一原理，一切论证性科学都必须从这一原理开始；每门具体科学都有自己特定的第一原理。

　　最能表现古希腊“理性精神”的演绎几何学，便是建立在一些不能论证的“自明之理”----公理之上。不证自明即无法证明，只能靠信仰；只有坚信某个不证自明的第一原理或公理为真，人类才能获得知识。因而《圣经》宣称“信仰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无论是公理还是耶和华，都是体验，是不证自明的真实，这种真实不能用理性或逻辑推理来证实，它表现为信仰。这种信仰并不具有“理性实质”。

　　科学在今天己被视为万能，因而它也是一种信仰。人们，包括数以万计的科学家对科学的尊崇，基本上是一种信仰行为。近代科学是机械宇宙之象，在机械运动的体验世界中，物我是分裂的，我们是旁观的研究者，只是在观察、模拟(如实验、数学模型等)客观的物质运动。

　　在机械宇宙象参照比较下，“万物皆备于我”，“万物与我为一”的世界，自然被视为神秘主义的世界；“天人合一”、“人与天地参”的体验的象便被斥为迷信。这就是物我分裂的“科学”和物我为一的“迷信”，不同体验世界之象造成的信仰差异。 近代科学只是机械宇宙象的模拟。科学家们信仰的各种现代科学，实际上是对物理学的模拟，是机械宇宙象的模拟。用英国现代科学史家丹皮尔的话来说，“科学可以说是关于自然现象的有条理的知识，可以说是对于表达自然现象的各种概念之间的理性研究”。

　　而这种知识的获得、研究的进行，是受机械宇宙象支配的。这个宇宙象的最基本特征是数量和物质的机械运动。物理学便是这个象的经典模拟。现代各种名目繁多的“科学”，则是对物理学的模拟，是机械宇宙象的支流末裔。关于这一点，英国当代科学史家说：“在这些领域里自称为‘科学家的人，往往认为自己是遵循物理学的经验方法的……幽禁在他们现代化的实验室里，透过数字仔细端详世界，不能知道他们努力遵循的方法不仅必然是无结果和没有成效的，而且也不是使物理学取得成功的那种方法。”(A· F·查尔默斯《科学究竟是什么》)。

　　物质和社会的机器是表层文化形态，是表意之象，是器用。科技的本身和对象都是器物 。
　　当人们把政治、管理系统统称作科学，并对之作技术性处理时，以人道主义自我标谤的西方文化便将人也比作了器物。可叹的是，这类器物却成了人类崇拜的对象、企求的目标。对诸如此类机器的精心制作，表明了近代西方执着求技的趋势或倾向，今日之科学不过是一个物理世界的抽象体系。如果一味求技，存其象不得其志，便会导致用其技不求其道的悲剧性后果。

　　西方新一代的创造者比我们更为敏锐地感受到了他们文化所面临的各种危机，包括人们常说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能源危机、人口问题等等表面现象，及其信仰危机。我们非西方文化地域还在一味追求西方之技时，西方的一些哲人早巳开始在非西方文化中寻找救世之方。这表明，西方文化渐失其近百年来专制暴君的地位。西方文化形态是其文化先驱的表意之象，而我们非西方文化人士用西方之技时不能通其所象之意，用技不求其道，即便王道、王政也会成为政治权谋(技)，就永远也走不出历史尘埃积成的浓厚阴霾。

　　明意悟道体现世界。近代科学与中国式的“迷信”之间的区别只是在于前者是主、客分裂的体验世界之象，后者是物我为一的体验世界之象。被当作迷信大本营的阴阳五行，并非近人牵强附会的古代中国的自然观或自然哲学，因为在古代中国人的体验中，并无与人对立的自然，与我对立的天地。阴阳五行统摄着体验所及的一切，它是宇宙----人生的全息象。在现代被视为“迷信”的方技术数，在古代却享有崇高的地位，其地位价值远在今日“科学”之上。不仅表象而且模拟着体验世界，是天或道的模拟，其意义难言其大。

　　我们藉助它们来言说象的形态，进而明彻意的境界。阴阳五行是象，然象中有意；方技术数是技，但技中有道。我们不拘于技不存心于象，便能明意悟道。真正的文化融合不在表象、器用，而在意和道。新的文化大融合不是以技取胜，而是更为博、大、精、深的体验世界为主体的“同化”过程。 明彻中国文化之底蕴的意义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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